经济发达之后，争夺名人故里的竞争从来没有消停过。而很多滑稽的争夺战背后隐藏了一定的规律，也让很多人看到了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权力的干预，文化的被胁迫等内容。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名人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对历史名人的争夺就成了当代历史学的一项特色内容。或许为了那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宣传吧，很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弄出很多名人故里的考证，还要让当地的学者甚至大学者站台，确定为某些名人的故里。下一步就是融资，搞宣传，上马旅游项目，进一步招商引资，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效益。
有了权力的干预，有了经济做支撑，就有了文化上的畸形发展。很多地方都为名人故里之争针锋相对，甚至让很多学术名人都卷入争斗，堪称奇观。只是考证真实的历史名人也就罢了，但更多的是考证那些虚无的小说中的人物，借以吸引很多凡夫俗子来旅游。毕竟，小说的传播比较广泛，而正式的传播并不广泛。人们了解的更多的还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形象，或者民间传说中构建的人物形象，于是就有了那些虚构的人物形象的故里考证闹剧。如果说对曹操墓的鉴定，对武松墓的鉴定还有史料依据的话，那么对武大郎故里的考证，对潘金莲故里的考证，对西门庆故里的考证就真的是在上演闹剧了。真实的曹操墓还没有发觉，而假的曹操墓却让两个地区陷入了争夺，也让很多专家各执一词，组成了“挺曹”于“倒曹”两派，还要搞学术活动，弄得学术界乌烟瘴气，沸沸扬扬。因为西湖边上有武松墓，对于武松的故里考证就被提上了日程，清河县有武松故里的说法，杭州也有武松故里的说法，但武松只是一个江湖义士，为民除害，杀了狗官蔡鋆，被逮捕之后，死于狱中，并没有赤手空拳打死一只白额吊睛猛虎。而关于武大郎、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里之争就绝对是捕风捉影，故意瞪眼说瞎话了。阳谷县有“狮子楼旅游城”，热闹非凡。“王氏茶坊”坐落于旅游城的入口处，与其相邻的就是“武记烧饼铺”。在“武记烧饼铺”的门口，站着一位身材极矮、穿着古装的男子，他正扮演“武大郞”迎客。烧饼铺的二楼，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装扮成潘金莲的模样，从二楼的窗口频频向下张望，引来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以上到二楼，直接与“潘金莲”合影，每次收费10元。潘金莲的扮演者必须是未婚女子，还要有身高和面貌的要求，几个女孩子轮流扮演。当然，有了潘金莲就会有西门庆，不过，没有西门庆的扮演者，而是再现了“西门生药铺”，让人们看到了西门庆的家族生意。还有“武松打虎处”，“三碗不过岗”的酒馆和旗子，算是再现了“水浒文化”。直接带来了旅游收入，GDP出现增长。
只是，西门庆故里之争让人们诟病。西门庆是一种虚构的形象，人们都认为他是大淫贼、大奸商、知法犯法的坏蛋。他给武大郎戴上了“绿帽子”，并且逍遥了一阵子。要是让这个给别人戴了“绿帽子”的家伙带来GDP的增长，恐怕价值观就真的混乱了。
当然，最受人看重的名人故里考证首先是名人的籍贯，山东有两个县都自称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家乡，并都为此展开了宣传攻势。历史学家厕身其间，各执一词，令人莫衷一是。籍贯之外，历史名人的死地也成了人们青睐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李自成的归宿之争。据《明史》记载，李自成于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窜死湖北通城九宫山。一九五五年，湖北通山县的一位小学教师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供了他的一些调查材料，认为李自成不是死于通城县九宫山，而是死于通山县九宫山，后来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使这些说法得到确认。郭沫若也表示，他为通城县的闯王陵所作的题词，以及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县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于是，在通山县又新建了一座闯王陵和一个李自成展览馆。但是，在湖南澧州一带民间长期流行一种传说，就是李自成在大顺军失败后遁迹石门县夹山寺为僧，并终老于此。乾隆年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在《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曾对此进行考证，认为死于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的夹山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于是，后来人们就根据这一考证，论证李自成禅隐夹山寺的说法是对的，并不理会湖北方面的论证，在石门夹山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闯王陵，比通山的闯王陵要气派得多。
还有山东聊城要和河南汤阴争夺岳飞故里，还要造岳庙，发展旅游文化项目。如此一来，很多所谓历史名人故里争夺大戏就上演了，抢完了李白，抢赵云；抢完了赵云，抢武松；抢完了武松，抢西门；抢完了西门，抢黄帝；抢完了黄帝，抢炎帝。不但要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还助长了人们对名人的崇拜，却忽视了名人与文化的深层次关系。长此以往，会给文化造成一定的伤害，模糊了真实历史和民间传闻的关系，当然不利于正视历史，也不利于科学史观的构建，需要深思和反省。
争夺名人故里的滑稽戏剧的上演，背后是权力和资本的干预，却不是本着文化传承以及正视历史的态度，让人们看到了更多的功利心和算计，要是把这些心思以及资本用在发展科技方面，恐怕早就在科技方面腾飞了，何必非得弄什么名人故里的考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