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参与健康管理与商业医疗保险论坛 http://disease.39.net/bjzkbdfyy/171231/5972056.html今天参加谭老师的新书分享会，感慨还是很多的。首先，这部书稿的丢失实在是大为可惜，我没有想到大部分稿件都没有抢救出来，谭老师只能从头到尾重写一遍，而这是一部长达30万字的书稿呀，可想而知其中的难度该有多大，所以谭老师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让人敬佩。自从在电脑上写作，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我也曾经丢失过一个短篇小说，也是这样重新写出来，但写出来之后回想一下，肯定不是当初那种写法，不是原来那副样子，所以对我们写作者来说，这都是一个教训，提醒大家以后在电脑写作，一定多备份一下。还有一个感慨。谭老师当初说写植物，也就是第一本《东乡草木记》，我也没拿这当一件很大的事，但后来出了第二本，现在又出了第三本，据说将来还有第四本第五本，写成了这样一个大的规模，形成这样一个系列，才不能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我觉得对于我们读者或者研究者来说，应该当一件大事来对待了，或许这标志着对于谭老师的创作已经圆满完成了一个转型，而在这个转型中，凸显出了谭老师写作的雄心或者野心，你看，他是对整个鲁西一带的植物来树碑立传的，这对于他的写作来说是一个大的跨度，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出色的调查能力和坚强的恒心，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大工程的。尤其对我们搞虚构文学创作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虽然我们经常和植物打交道，小时候谁没有下地割过草，就算你没有种过庄稼，但你总吃过粮食和蔬菜吧？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又能够知道多少种植物的名字？知道多少种植物的特点？能说出多少种植物的来龙去脉？由此可见，给植物著书立传，是一项十分巨大、十分浩瀚、十分艰难的工程。但是谭老师做了这项工作，而且已经写出了三本书，这三本书差不多接近一百万字吧？不知道他做了多么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查询，到底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和汗水？这是非常让我感慨的一件事。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从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人最早是住在树上的，也就是就说，植物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后来，我们的祖先才从树上下来，并直立起来，开始从森林中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天生地热爱植物。即使不从进化论的角度讲，我们人也是和植物打交道最多的一个物种，平时我们吃植物的叶子、果实和根茎，饥饿的年代连它的皮也不放过，从这个角度讲，植物对我们是有恩惠的，我们作为受惠于它们的人，应该对植物心怀感恩的态度。但现实中我们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我来说，有一件让我很大的烦心事，简直成为了我的一个心病，我们这个地方在城镇化建设中，对植物的破坏让人惨不忍睹，城建部门每年都对路边的树木进行砍伐，把长得好好的树头全部砍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要知道我们可是绿化先进县呢，但却把城市的街头搞得光秃秃的，你又先进在什么地方呢？每次看到这种事，我就会心疼，就止不住愤怒，但又对此无能为力。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公园中，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种植一种买来的草不可，本来各种野草都长得很茂盛，你只对它们稍加修整就可以了，既省力又省钱，但园艺部门却把它们一概消灭掉，换上一种高价买来的草坪，而这种人工培育的草没有生命力，过两年就会退化死掉，这时候便又会花高价再买来新的草坪，做这种劳而无功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听说国外的公园对待草木的态度就和我们不一样，比如一棵大树倒掉了，他们就让它继续在那里倒着，让它随意腐烂，让它长出蘑菇，这样就会形成一道自然景观，形成一个生态圈。但我们这里就不行，很多部门管理者的理念不同，他们非要进行人工修剪，甚至不管不顾地让草木长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说到底还是没有把植物当回事儿，当然就更谈不到热爱它们了。上次在赵勇豪教授《聊城风物记》分享会上，大家谈到了社会转型，说到了农耕文化的消失，都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现在城镇化是一种大势所趋，在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城镇文化一定会取代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的到变革时期，正经历和见证着传统文化的没落和消亡，虽然现在我们山东暂停了合村并居工作，但这一运动早晚还会开展，全国性的城镇化乃至整个世界的城市化进程终究都会完成，乡村中的每个人都会上楼，都会住到城市当中去，农村已经和我们小时候的状况完全不同了，它的凋敝和消亡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到来。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科技手段的广泛推广，尤其是化肥、农药还有转基因技术的大面积应用，对植物的伤害简直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某些植物尤其是野生植物几乎达到了灭顶之灾，由此我经常担心某些植物会不会有一天会彻底消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谭老师对植物所做的这种分门别类的整理，这种全方位的叙说，这种树碑立传工作，便显得特别有意义，带有某种抢救的性质，可以说干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刚才有老师提到了乡土文学的概念，但我觉得，把谭老师这些关于植物的书作为抒情文学看待可能更为恰当。在这三本书中，谭老师是把每篇文章当做地地道道的散文作品来写的，里面不仅有一个“我”在不断地出现，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行踪和引领，串联起了鲁西这一带的地理、气候、物产、风俗以及社会转型、城市发展等等线索，这正是文学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和写作对象。中国本来应该有抒情文学的传统，比如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诗经》，里面就涉及到了若干植物和动物。似乎一说到抒情文学，就必然牵扯到山川地理，牵扯到植物、动物和大自然风光，牵扯到花花草草和它们带来的氛围情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把谭老师有关植物的这几本书划到抒情文学的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没有把抒情文学的传统继承下来，当然唐诗宋词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叙事文学却没有做出像样的文章，四大名著当中，除了《红楼梦》有一点抒情色彩之外，其他几部书根本与抒情沾不上多少边儿，除此之外，也没有听说有纯正的抒情叙事作品留存下来。这一点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就表现得不同，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当然和他们那里的自然环境有关，他们有那么广大的地域和别有风情的风光，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抒情文学的产生，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的，都有一大批作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屠格涅夫，比如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是写社会变革的，但在书中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也占据很大的比例；再比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比如艾特玛托夫的《死刑台》，都是抒情文学的典范之作。散文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有两大抒情散文家为大家所熟知，一个是帕乌斯托夫斯基，他的《金蔷薇》大家可能都看过，另一个普里什文，这是一个专门写动物植物的散文作家，这方面的作品写了一本又一本，几乎都在抒情文学这个范畴内。但在中国文学中，这类作品几乎找不到，前几年有一位作家叫邓刚，是专门写海洋生活的，除此之外，便找不到其他在抒情文学中做得较好的作家了。而现在谭老师把他这几本有关植物的书摆到了我们面前，让我们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完全可以说，谭老师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写作领域，当我们把他转型后的这些描写植物的作品放在整个中国文学中考察时，便发现了它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不能把他的写作只看做为植物著书立传，而只是强调这几本书的史学价值，虽然谭老师在自叙中也只谈到了农学和植物学，但在我看来，它们是地地道道的文学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能获得“泰山文学奖”的散文奖，就说明文学界是有这个共识的，承认它是标准的抒情散文作品，所以这个定位一定不能含糊。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来，把这些作品放到中国散文作品中考察，它的价值和意义便一下子凸显出来。这需要我们学界、评论界进一步去分析，详细阐释它的独特意义。中国的抒情文学为什么没有继承下来？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和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有关系，如果你想专门写一段纯粹的文字而不负载什么意义，那不行，别人会说你写得毫无价值，你必须要通过这段文字传达一个所谓的“道”，才能被大家被文学界所承认，我们中国的叙事文学中，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在传道，在说道理，如果纯粹吟花弄月就不行。二是和中国频繁的改朝换代有关系，连绵不断的战事把大自然破坏得一塌糊涂，尤其是我们中原一带，战火不断蔓延，烧过来烧过去，你想在一个地方找到一棵一两百年的大树都不可能，更不要说成规模的树林了，植物和动物都被毁坏掉了。三是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别发达有关系，我们是人口大国，要养活这么多人，农耕文化不发达不行，必须要选择非常有用的植物，进行大面积培育，没用的杂草当然就被除掉了，过去用锄头，现在用农药，效率在不断的提高。有了这几个原因，也就是说抒情文学所要表达的对象的缺失和不在场，导致了抒情文学的不发达，也就是不言自明的一件事了。与其他抒情文学不同的是，谭老师这几本写植物的书，其实并不是出自一般人之手，而是出自一个思想家之手。在我看来，谭老师在是文学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有深邃的思想、独立的见解和鲜明的立场，在这套书之前的三本书，《冬天的树》《读书的歧路》和《盒子里的日月》，都是思想性的散文随笔，叙述风格与这几本的《草木记》完全不同。那三本书是以传达思想为主，而那个思想对社会顽疾和极左思潮等陈旧的意识形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和某些社会现实是处在一种比较对立、比较紧张的关系中，那些书传达的情绪像山涧里的洪流，有着巨大的冲击力。但这几本写植物的书，就像那些激流已经从山涧之中流出来了，表现出一种趋于平缓的态势，但这种看似沾花惹草吟风弄月的文字，其实也透出了谭老师隐藏很深的思想和观念，那就是众生平等，无论植物大小都要给它们树碑立传，刚才谭老师自己也说，越是卑微的、渺小的、被人看不起的小花小草，他越是要先写它们，把更重要的笔墨放在它们身上，他之所以这样做，自然是他的立场和意识在起支配作用。单看这几本书的文字，其表层是非常干净的、清洁的、纯粹的当然也是高贵的，虽然它们的描写对象是泥土之物，但世界上没有它们再干净和高贵的，谭老师是在通过这些卑微之物来传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立场和态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上面提到了这批作品是谭老师的转型之作，没错，在文学创作上，谭老师是做了一个华丽的转身。我觉得用“华丽”二字来概括他这个阶段的创作，是非常恰切的，因为从已经完成的作品来看，现在已经是出版了三本，据说还有后面的四本五本甚至六本，这难道还不能称为华丽吗？但谭老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转型呢？为什么他的思想随笔写不下去了，转而为他所不熟知的小花小草吟唱呢？在我看来，是因为赋予他写作思想随笔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说社会形势已经不让他再那样发声了，所以他只能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说话，好吧，既然你不让我那样说，那么我就这样说，既然你不让我写社会，那么我就写草木，这总归可以吧？也就是说，谭老师之所以放弃他前期的思想随笔，转而写这些花花草草，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背后透出的是一种悲怆和凄凉。当然，谭老师也是很爱这些植物的，他说这些植物像他的朋友，在我看来，这些植物其实更像他的孩子，因为它们比某些人更干净，更纯粹，也更高尚，虽然它们来自泥土，却没有沾染上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那些污泥浊水，所以他对它们的吟唱是发自内心的，对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是持悲悯态度的，对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伤害也是感到愤怒的。从这一点上说，谭老师的写作领域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非但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且在这些看起来渺不起眼的植物身上得到了深入和强化。我想，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再说一下文学地理方面的问题。谭老师用几本书的形式为我们这一带的植物树碑立传，从东乡到东昌到聊城，下一步还要扩大，但归根结底写的是我们鲁西这一带的事物，鲁西作为中原地带的一块区域，不大也不小，虽然不能说有多么大的独特性，但它在山东甚至中国的版图上也是一块非常重要的地界。有关这个地方的文学作品也不能说少，但像谭老师这样刻意为这个地方写作的作家却是不多的，虽然他写的是植物，但透过这些植物所传达的有关鲁西的风土民情还是清晰可见的，当然，出现在文本中的“东乡”、“东昌”和“聊城”不能与生活当中的东乡、东昌和聊城画等号，但是，当生活中的这些地名进入他作品的时候，便已经具有了文学上的意义，已经成为了文学作品中一个明确的地理坐标，东乡、东昌和聊城也就有了它独特的文学地理意义。中外众多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域、写作范围，从而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文学现象，谭老师用这几本书也完成了属于自己文学地理坐标的构建，这是一件必须得到学界肯定的事。当然，如果将来谭老师这些书再版出文集的话，我建议把这几个地名更好地整合一下，统一一下，由一个更为恰当的地名作标志，集中凸显出它文学地理坐标的意义，似乎效果会更好一些。暂时就想到这几个题目，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多说了。谢谢大家！
种豆南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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